2025这一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贸易在需求与政策不确定的环境中度过了波澜动荡的一年。不过，全球贸易仍然表现出超预期的韧性，多家国际组织的报告均认为今年全球贸易仍将保持增长：世贸组织的报告将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测从0.9%上调至2.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总贸易额将有望比去年增长约7%，全年贸易额有望首次突破35万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预计增长1.5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7500亿美元。在2025年，全球贸易需求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2026年还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和压力，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专家：

周 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徐 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宏兵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Q1

2025年，全球贸易的需求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贸易环境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世贸组织报告指出，202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贸易额虽然仅占全球贸易额不到六分之一，但却贡献了近一半全球贸易的增长。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各国贸易带来的新机遇？

周 密：2025年全球贸易需求基本保持稳定，但关税上升促进各方更加强调贸易的稳定和效率。一方面，各方依然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互利互补交换；另一方面，伴随技术进步和发展理念的持续提升，各类创新技术和产品获得更多青睐。为此，具有绿色、数字和智能特性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更重要位置。以人工智能为例，2025年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元年”，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迭代优化，产品实用性显著提升。无论愿不愿意，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影响都会涉及全球各国，深刻地改变国际经贸关系和产业分工格局。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加速了制造业升级、效率优化，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重构和优化国际协同模式。当然，人工智能也会带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可能造成劳动者机会消失，甚至职业的消亡，降低总供给，以至于增加国际贸易的脆弱性。

徐 昕：2025年，全球贸易需求持续向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清洁能源技术、数字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贸易显著增长。贸易结构呈现区域化、碎片化趋势，近岸与友岸外包增多，供应链更注重韧性和安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导致贸易壁垒和技术管制加剧，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来源因素；二是各国气候政策与绿色贸易规则差异可能引发新贸易摩擦；三是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新技术衍生出的监管规则不统一，给数字贸易带来合规风险。全球供应链虽逐步调整适应，但仍面临局部中断与成本压力。

人工智能具有大幅降低贸易成本、提升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并能为服务的生产和出口开辟新的途径。世贸组织的模拟结果显示，到2040年，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使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长近40%。然而，人工智能所需的算力、数据、人才与能源高度集中，正在加剧数字鸿沟，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全球性不平等格局。

李宏兵：制造业是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引擎，但行业分化明显，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驱动的技术性需求表现突出。如电子产品、信息通信技术贸易额分别增长了14%、16%，混合动力汽车贸易额增长2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和电动汽车贸易额则下降13%。从贸易地理流向看，区域化与“南南贸易”加速。从贸易主体看，新兴经济体占据增长中心。中国在东亚，巴西在南美，南非在非洲，分别成为区域的主要增长引擎。特别在服务贸易领域，印度和中国的服务出口增长强劲。

在全球贸易环境中，政策不确定性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因素。尤其美国贸易政策方向难以预测，未来是否会暂停、豁免或新增关税充满未知。这种将政策模糊性本身作为谈判筹码的做法，延长了全球商业决策的“不确定期”。且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高度嵌套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传导，影响整个供应链格局。其次是产业政策与地缘政治深度捆绑。主要经济体在战略性高科技领域推行带有明显保护色彩的补贴与产业政策，意图将关键供应链向国内或“可信赖”的盟友收缩。这类政策与地缘政治竞争深度绑定，使得贸易流动日益从效率导向转变为安全与阵营导向，加剧全球经贸体系的板块化分割。

人工智能在全球贸易中的表现，表面上看是“数字悖论”，实质上是贸易价值创造机制的变化。从经济学逻辑看，人工智能产品的高贡献率可能源于叠加效应：第一，基础设施投资的刚性需求。大模型训练所需的算力集群建设，使半导体贸易产生“超弹性需求”，即价格上升大于需求下降，企业愿意为最新一代芯片支付溢价以赢得市场先机。第二，网络外部性乘数效应。人工智能产品不仅作为独立的商品进行贸易，更重要的是，它会带动几倍于人工智能产品价值的贸易衍生需求，催生全新的贸易模式和业态；同时重塑几乎所有传统贸易领域的运作方式，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

Q2

在贸易限制和保护措施频出的一年，各区域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实现贸易增长的？

周 密：贸易限制和保护措施通常是一方为了应对外部冲击而采取的权宜之策。但2025年的贸易限制措施却有着典型的进攻性，关税持续大幅波动导致贸易活动被迫停滞，囤积居奇与价格扭曲更加严重，通胀压力上升，这些措施对基于互信的国际贸易体系造成了严重伤害。不同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以邻为壑的跟风，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第三方施压；更多的国家因担心贸易限制和打压而委曲求全；中国始终尊重多边规则、遵从大国平等互利基本原则，保护市场信心和供应链稳定。正因为如此，全球供应链开始出现明显调整，与保持关税稳定甚至更低的中国供应链联系得更为紧密。从中国进口商品不仅价格保持稳定，且具有较强韧性，各类大宗商品对华出口量保持上升，与中国的贸易合作成为动荡的全球环境中为各方保持发展空间的关键。2025年，全球南方国家间贸易增长较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各类机电产品、中间品的贸易需求，进而带动全球物流网络的优化发展，反过来又为这些国家发展贸易、降低成本带来更好的条件。当然，除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也有较快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全球货币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区域/双边贸易协定的兴起为扩大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和贸易能力创造了更好条件。

徐 昕：2025年的全球贸易增长逻辑已从单纯的“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发展并重”。各国在区域集团内“抱团取暖”确保基本盘稳定，同时竞相投资未来产业，力图在绿色与数字革命的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以此对冲外部保护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各方进一步强化区域合作。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墨加协定（USMCA）、《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等为核心框架，区域内关税大幅降低，规则进一步统一，促进了近岸与友岸外包，将更多贸易活动内部化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各区域国家聚焦新兴赛道，加快塑造结构性优势。在绿色贸易赛道，各国将贸易政策与产业补贴紧密结合，大力扶持本土新能源、电动汽车、芯片制造等战略性产业，旨在出口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和技术标准。在数字与服务贸易赛道，亚太和欧洲国家加速推进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依托数字平台和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创造新增长点，部分抵消了货物贸易壁垒的影响。此外，拥有关键矿产和传统能源的国家也积极把握转型机遇，通过资源本土化加工、与消费国签订长期供应协议，提升其在绿色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实现贸易增值。

李宏兵：作为贸易限制的主要发起方，美国内部呈现保护与合作并存的特征，如美国实施“精准豁免”策略：在对欧日加征互惠关税的同时，对稀缺资源（如欧盟软木）、高端制造（半导体设备）等保留了例外安排，既保护本土产业，又维持技术供应链畅通。欧盟采取战略性结盟与规则重塑策略。一方面在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同时，加速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合作，如积极推进与南方共同市场及墨西哥的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全面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覆盖钢铁、化工等领域，迫使出口国跟进低碳标准，意将欧盟的气候标准转化为全球贸易规则的一部分。亚太地区核心策略是深化区域一体化。如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RCEP框架下零关税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非洲注重内部市场开发，推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高内部贸易比重，降低对单一外部市场的依赖。巴西采取了“经济对等+区域整合”的策略。同时，巴西加速推进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并提出跨洋入东盟的提议。印度则推进“产业升级+市场多元化”战略。

Q3

世贸组织的报告显示，虽然单边措施频发，但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依赖多边规则体系支撑。据统计，当前72%的全球货物贸易仍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进行。您认为多边贸易规则对全球贸易增长起到哪些支撑作用？

周 密：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是当前国际贸易的基础，其三个主要规则为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透明度，通过开放机制不断扩大多边共识，形成贸易基础条件。最惠国待遇保障了各贸易成员可以享受基本一致的关税或其他待遇，同时避免需要与不同贸易伙伴通过复杂的贸易谈判达成一致，特别为多边规则的后来者提供了更为低成本的连接全球主要市场的机会。国民待遇保障了外资与本国企业被公平对待，从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规则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透明度原则保障了企业的知情权，减少了因缺乏必要信息而对WTO成员外部市场参与者造成的冲击。事实上，多边贸易规则虽然远非完美，但切实可行，尊重和保障了各方的发展机会，努力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形成平衡。正是这种基于相互尊重的多边贸易体系，使得各方得以将更多精力用在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领域，从其他贸易伙伴那里购买所需的产品或服务，促使了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伴随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的内容和模式都在发生显著变化，需要解决的新贸易问题不断出现。多边贸易平台的争端解决机制为调整这些新的国际贸易关系提供了动态支持。遵循承诺、尊重裁定，可以有效缩短新的国际贸易业务关系建立信任的时间，加速新贸易模式的形成和稳定。

徐 昕：多边贸易规则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支撑，根本上源于其与贸易自由化及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深度契合。它并非仅是约束性条款的集合，而是一套通过提供系统性、确定性与可预期性来降低全球化“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

从底层逻辑看，全球价值链要求生产环节跨境高效配置，对规则统一性和政策稳定性高度敏感。多边规则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关税约束，防止了对特定国家的随意歧视，保障了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全球网络中稳定流动。这降低了因规则差异或政策突变带来的供应链断裂风险，是过去几十年全球价值链得以深度拓展的制度前提。

此外，多边框架的完整性是其他规则体系无可比拟的，其通过非歧视和市场准入两套规则体系为自由贸易保驾护航，为不公平的贸易提供救济，为各国影响国际贸易的国内法规提供协调机制，提供大量例外确保制度的韧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多边框架确立了贸易政策透明度原则及通报机制，配合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确保各国贸易政策动向处于多边监督之下，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或突然袭击式政策引发的市场扭曲。多边规则体系还提供了可执行的争端解决机制，这套机制虽面临挑战，但截至目前依然在有效运转中，维护了贸易关系的总体稳定，为长期投资和供应链布局创造了信任基础。

因此，多边规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用机制化的互信替代了双边博弈的不确定性。在全球化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当下，维护这一完整、连贯的多边规则框架，对保持全球贸易网络的效率、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具有根本性意义。

李宏兵：一是多边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贸易发展的基础。最惠国待遇原则确保了所有贸易伙伴的平等地位，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贸易环境。二是多边机制为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平台。尽管争端解决机制因美国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而陷入瘫痪，但成员方仍在积极利用现有机制。2024年新提10起争端，解决6起，合作解决趋势增强。三是多边框架下的新议题谈判展现了适应性。第13届部长级会议取得了重要成果：127个成员（超过成员数量四分之三）宣布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这是世贸组织第一个由发展中成员引领的投资规则谈判，是第一个以发展为核心的经贸协定。超90个成员参与的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已就跨境数据流动、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等多项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初步共识。

Q4

世贸组织报告预测2026年货物贸易增速将比2025年有所回落，您认为未来影响全球贸易发展的风险有哪些？应该如何应对？

周 密：2026年全球贸易受保护主义措施和预期的冲击可能仍然不小。尽管各方暂时已经或接近达成共识，关税整体出现非对称的大幅调整，但是否能够实现实际的贸易结构改变，促进制造业布局的全球性重构尚难作出判断。如果未达成目标，因关税或其他“奖出限入”的贸易措施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这都将对全球贸易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即便2026年的全球关税不会如2025年出现大幅升高，反倾销、反补贴或特殊保障等传统贸易救济是否会被“滥用”，这也可能增加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2026年，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即将从规则走向实操，究竟是督促供应链上下游加强碳减排行动、避免碳泄漏，还是大兴“绿色壁垒”谋求发展私利，或许短期内难以有定论。但此类措施可能引发广泛的连锁效应，增加市场对欧盟违反多边经贸规则的担忧。地缘政治冲突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冲击不可低估。除俄乌冲突尚无明确演进路径外，无论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或海地等拉美国家，还是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等西亚北非国家，或是苏丹、也门、刚果（金）等非洲国家，如果冲突升级或外溢，都将严重影响相邻区域的国际贸易。面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风险，政府、企业和社会服务网络都应积极行动，这需要加强政府间协作，降低企业的宏观环境风险，鼓励产业链协同，增加贸易韧性，引导和支持贸易风险预警，提供更多应对风险的金融方案。

徐 昕：总体上，2026年的贸易局势以及面临的贸易风险基本上会延续2025年的情况。也就是说，核心风险仍在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以及经贸规则重塑。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加剧，但企业的适应性也在增强。数字贸易、人工智能、绿色贸易等新兴赛道的规则面临碎片化的发展趋势，但各方加强标准对接和制度合作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供应链面临重新布局的挑战，成本上升，效率下降，但新的供应链韧性也在逐渐形成。可以说，2026年风险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重申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至关重要。各国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加强监督等方式，为WTO注入新的活力。改革虽难，但可务实地通过诸边协议等方式，在数字经济、投资便利化等议题上寻求有限突破，逐步恢复多边框架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各国与企业需主动增强适应能力。避免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效分散风险，在全球规则不确定性中构建相对稳定的区域合作空间，评估并优化供应链布局，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平衡。更重要的是，各方都应积极回应新技术的发展，聚焦新动能，拥抱转型趋势。新技术与新动能是应对保护主义抬头、规则碎片化等传统风险的关键工具。通过构建包容性多边规则，确保转型红利共享，防止技术鸿沟演变为新的全球贸易断层线。

李宏兵：地缘政治冲突深化可能是2026年全球贸易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供应链重构风险加剧也是不容忽视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级是2026年全球贸易面临的另一大挑战。美国新一轮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摩擦升级，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也可能进一步恶化。此外，各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政策，如增加贸易壁垒、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等，这些措施都将对全球贸易增长构成压力。面对这些挑战，各国需采取综合策略应对贸易限制和保护措施。首先，应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正常运行，增强多边规则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其次，应深化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区域协定和区域供应链建设，增强贸易韧性。第三，应加强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贸易竞争力。（来源：国际商报）